进化研究所一个多年项目就是反思经济学，为此，我有幸在埃莉诺逝世之前与她和她的博士后助理迈克尔?考克斯合作了几年。

同时，企业家与法律的摩擦格外严重，例如浙江的吴英案。我刚才说过，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中国慈善家》：当前阶段，企业家拥有了巨大财富，有学者指出要警惕他们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对改革形种阻力。当时，政策鼓励企业家投资开发煤矿，但等煤挖出来、煤价上涨以后，政府发现里面油水太大，就开始实行国有化。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不仅制度环境好，舆论环境也不错，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和讨论。企业家要推动制度改革 《中国慈善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面前，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行了。

这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大众心理，经济学上叫搭便车，就是让别人负责环境改造，自己只管生活其中。正如你刚才所提，微信做得很好，国有企业做不出来，于是伸过手来收钱。如果人与人有什么不同的话，是以他们各人拥有的产权来区分的，那么反而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看张五常先生曾倡导以钱买权，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再也不用这些权力了，就知道，他们联合起来容易得多，而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联合起来过。但是，但是，我在读这篇演说时，紧张不安的感觉远远大于兴奋、醍湖灌顶的感觉，最为不安的是民众被忽略了，人心秩序被忽略了。我们的世界充满灾难、污秽、不义、臭汗、不幸、痛苦、血泪、哀告无助、表达无门，我们是底层的劳力劳工者，是冰心先生一样的不自由者，是有待完成却只能在路上的未完成者，是必然者而非自由者，是承受者而非创造者……这是多么悲哀不幸的事。要求经济平等因此在中国大地回荡了几千年，中国人从没有实现这种梦想，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一个为新左派朋友称道的时代也没有实现过，甚至中国人至死都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天晓得张五常是否如我们人人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但是，张五常先生用人人听得懂的语言描述社会体制，而不是用让人恐惧或肃然起敬的符号如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新左派、自由主义等等，让人亲切，耳目一新。《中发》第九期登载张五常先生的演讲（《三种社会体制》），无论从立场还是认识上说，都是非常好的文字。

对于人心的总体性解释的严重缺失，对于改革中注定要被牺牲者的同情的严重缺失，使我为历史中的生命感受到了一种普泛的悲哀。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那是上层人的世界，是肉食者的世界，是权力的世界、资本的世界、符号的世界。何况他说清楚了我们的处境、时代、社会、位置，而且他反对导致腐败的机制（哪怕只是为了他们的世界的长久到永远），他提出的建言也是为了我们好（至少是为了中国，我不是不知道好歹的人），他一贯主张改革必须走得非常快（我宁愿他说的不仅是经济问题），他把我们说中了，他说中了我们，我们的世界就在他手指指点的地方必然被规定着、晃悠着。

1999年11月写于芍药居 进入 余世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体制 。但是，看客的心境是如此不同。假如我们承认张五常的世界为文明世界，张五常先生为文明人的话（那几乎肯定是的），我们只是文明人眼中示众的材料。张五常如是说，我自己坚决认为经济学家是没有办法来真正改变世界的。

这种汉语的错位使得秩序没有了、共识没有了，用中国传统对这种社会和时代的命名，正是文化沦丧、花果飘零，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就只能飘零驻身于个体者如文革时期的顾准如明末的李卓吾如今天的王康、毛喻原那里。如果不是因为要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张五常，上流社会、文明世界乃至西方世界也会为我们忽略不计。

这种话语是明心见性的，是包容了我们的日常经验又表达了我们超验体验的话语，是照明了我们的现在又关注了我们的过去未来的话语。因为他们的现在正是我们苦苦追求的，他们已获得的生命质量、自由世界和舒展的心灵正是我们生生世世奋斗的目标。

同时我也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在那种体制下，社会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张五常和他们的世界是那么确定，原来在这个混乱的失序的世界上，无论繁复不可说还是如张五常简洁明白如话的框架，他们都活得那样确定，他们的世界那么明晰、清彻、井然。我们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支撑了他们，他们却少有同情我们世界里的眼泪、血、苦难、匮乏和恐惧、非正常的死亡、无人闻问的悲剧、平常的却有惊心动魄的生活。经济平等是一个伪问题，用张五常的话，要求经济平等恐怕是愚蠢的。虽然我们也知道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张五常先生的演讲就属于这少的一部分。张五常举例印度，他们有民主，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中，已经做了很多尝试，他们好像随时都在选举，但是他们有一个完全定好了的贪污体制。

那些成天叫嚷要清理腐败的人是愚蠢的，要么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从学理上说，腐败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他反对的是滋生腐败的管制（这才是真问题）。在张五常先生的演讲里，我很想把这些话当作反讽、当作愤怒的揭露，或者含泪的微笑，但是，事实让我无法做到。

文字虽少，却让人知道得足够多。张五常还说，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

无论变迁如何，他们就像如来佛一样在变迁的尽头等待着。他智力的游戏比较甚至不加区分一下，界定得最好的社会里的人民生活得不一定最悲惨（并非我不同情印度人民，不过印度是否真的是定义得最好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没有目标的过程，没有游戏规则的所谓转型着陆过渡才是最悲惨的，因为那里的人心总是悬着，总是为微渺的希望和巨大的绝望折磨着。当张五常先生说贪污权力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当他说中国最上层的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我明白他只是一个看客或智者，并不了解我们。张五常以巴拿马举例，该国家把贪污的权力分配得非常清楚，比如官员甲负责星期一、二、三的管制，这三天的贪污由他自己收了，官员乙是管星期四、五、六的，他就负责贪污这三天的，定义得非常好。

张五常先生声明，他并不是说私有产权体制更好，他只是说在这种体制下，人与人之间产权的拥有是不平等的，（经济平等在私有制里必然地不可能实现，我实在不懂在市场经济里的新左派朋友们要求的经济平等如何体现。在他简短的演说里，张五常告诉我们，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私有产权的体制，等级制，市场权力化体制（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体制）。

在这样一个文字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对我们时代的描述命繁复得迷失了我们自己和时代的时代，一个似乎不滔滔万言、十万言就不足以说清楚我们和时代位置的时代，张先生短短的一番演讲就把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体制讲了个八九不离十，而且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已经不用再多引述（已有重录张先生短短的演讲之势），人们已可明白这篇演讲对于中国的改革多么富有洞察力，而其提供的三种社会体制对于社会总体性解释具有多么强大的涵括力量，对于我们的时代有多么重大的警示意义。

他们是微笑的预言者，是笑到最后的微笑者。为什么如此，为什么张五常担心第三种体制？因为这种体制一旦建立，一旦被锁定，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该社会的不平等（必然地法律上的不平等，更不用说愚人们或帮闲或自以为良知精英者流口口声声要求的经济平等和文化平等）。

张五常说，在第二种体制里，一切都是按照社会等级来进行的，即论资排辈可是我们不得不重视他们，不得不给予他们权威、掌声和荣誉（一如我们不吝惜地给予过中国的读书人或说知识分子）。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那些成天叫嚷要清理腐败的人是愚蠢的，要么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从学理上说，腐败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他反对的是滋生腐败的管制（这才是真问题）。

我们的世界与他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支撑了他们，他们却少有同情我们世界里的眼泪、血、苦难、匮乏和恐惧、非正常的死亡、无人闻问的悲剧、平常的却有惊心动魄的生活。他是经济学大师，他是外人（虽说如今他已是中国人，但中国人从来分上层和下流两类社会，也就是我说的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两类世界－－不知道张五常先生是否研究过这两种社会体制），但他毕竟是在香港，一直是在他们的世界（而且很纯正，与暴发者或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但却属于他们的土财主、遗老、少爷们不同），他没有必要关心我们，特别是我们的人心秩序。

就是说，我们存在的意义只是被看、被关注、被赏鉴，只是用以证明他们世界存在的材料。从相对主义的观点，每一个人不都在被看吗？张五常先生也可以为我们所看。

抚千年于一瞬，尽管世界会有变迁，可是他们对变迁（改革、改造）的解释也是确定的。张五常还声明，他也不是说第二种体制不好，他只是说在那种制度下，人的权利必然地不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张五常认为，中国改革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一个靠社会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